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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观察| “新常态”下大国转型:创新驱动该由谁主导?

张五明  凤凰网城市

凤凰城市出品


2015年的春节来得有些晚,年假刚过,中国就已迅速进入了“两会时间”。


在这个每年一度、来自最大范围的对于中国问题的审视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的大讨论中,创新成为2015年两会的最核心关键词之一。


包括宗庆后、李彦宏、马化腾在内的众多明星代表准备的提案,均直指民生、产业等领域的科技驱动以及体制机制创新。


百度公司CEO李彦宏甚至建议建立国家层面的“中国大脑”计划:以智能人机交互、大数据分析、医疗诊断、军事和民用机器人技术为重点领域,充分引入市场机制,推动传统工业、服务业、军事领域的智能化发展,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而在全国两会之前就已陆续召开的各地“两会”,创新驱动不约而同成为各省市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


事实上,尽管创新驱动在中共十八大时便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过,基于中国所面对的世界经济格局环境以及自身发展瓶颈的显现化,经过2014年的摸索,创新对于一个大国崛起的核心战略价值才真正从顶层设计进入公众自觉。


由此,这个被视为开启中国新一轮发展引擎的国家大计该如何启动,将成为贯穿整个两会、以及未来更长时间的重要国家命题。


创新不仅是国家要务,亦是急务


在2015年年初持续两个月余的地方两会中,在广东和河北,创新均成了“主旋律”。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广东要“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增创自主创新新优势,努力当好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并提出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作为2015年的主要工作目标。


省“两会”结束后,广东立即召开全省科技创新大会,明确将深圳的科技创新经验向全省推广。


省政府在两会上的表态宣示着广东在发展战略上的转变。事实上,占全国外贸总值四分之一的广东外贸,依旧深陷寒冬。2014年,广东省外贸进出口6.61万亿元,同比下降2.5%。其中,出口3.97万亿元,增长0.5%;进口2.64万亿元,下降6.5%。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拉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先锋,广东如今早已红利不。另一方面,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正进行新一轮产业升级,高端服务业占比持续增长,基本完成工业技术改造,信息化、智能化逐渐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名列三甲,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


不只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广东,在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省长张庆伟在谈到2015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时,也提到要把握创新发展的发力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张庆伟同时提出,河北发展的总思路是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转换经济发展动力。


可以说,广东与河北的探索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的集中投射。在外贸未能回暖、投资带动效果日趋减弱的背景下,面对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实业不振、地方债高企等诸多困疾,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日甚,中国前所未有的需要找到新的发展动力。


另一方面,从国际经济格局来看,经济危机的阴影让全球经济虽未摆脱低迷,但新的变量已显现出来。以能源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早已脱离概念的讨论阶段,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相继制定政策并投以巨资进入到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领域,并将之作为开启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大门的钥匙。


能源种类、开发和消费模式的变革需要以技术作核心支撑,同时,这种变革也将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的诞生。这意味着,新一轮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已把科技创新抬到了比资源禀赋更为重要的地位上。


因此,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无论基于对经济问题的纾解还是在国际格局中核心竞争力的突破,依靠创新来驱动增长已不再仅仅是传统观点来看众多发展战略中的并行一环,而是破解国内、国际诸多问题、瓶颈的国家要务和急务。


中国正前所未有的呼唤着创新,也不得不加快节奏建立起国家创新体系。


发达经济体均以企业为创新主导力量


事实上,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建立起的世界技术和经济格局中,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已构建起自身相对成熟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主体无外乎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高校。各经济体基于三大主体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参与度的不同,而逐渐形成不同的创新模式。


作为创新能力最强、对经济带动作用最大的国家,美国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企业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最重要一环。


美国不主张制定国家产业发展政策, 不实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也不主张制定倾向性科技政策,而主张科技创新方向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因此,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最大限度减少干预企业研发,只负责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性研究和国防科技创新。


而在基础性研究和国防技术中,美国亦大规模采用政府技术采购的方式来实现。美国国防部、能源部、航天局等部门花费数千亿美元进行技术采购,对高新技术产品亦实行较高订货价格体系。


在技术采购外,美国政府将更多精力用于对创新体系的制度维护、管理和优化上,比如建立起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尖端高科技出口采取封锁或限制政策,限制国外企业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


比起美国对科技创新方向的不干预政策,日本则倾向于通过政策扶植建立起科技产业体系。


各都道府县设有科技振兴政策审议会,制定各自地区的科技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根据地方的优势和传统,建设一批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开发基地。


同时,日本中央政府设立了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作为法律上的首相科技政策决策咨询机构,日本首相必须遵守其提交的咨询报告,通过专业委员会强大的组织能力去完成具体的研究工作。


因此,日本政府对于科技资源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京都大学的iPS细胞技术,日本便以举国体制来将其产业化: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学习,随后以京都大学为主吸引投资方成立公司对iPS技术进行推广。


不过,日本这一脱胎于二战后追赶型发展模式之下的强政府色彩的科技创新体系,在日本跃居发达国家行列后,表现相对逊色了许多。这从日本在IT互联网经济浪潮上的乏善可陈便可见一斑。


在欧盟国家中,德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均为翘楚。其创新体系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政府把创新重点放在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沿实用技术上。


政府基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提供宏观发展规划和资金投入。换言之,政府只是给科技发展提供研发资金和制度保障,对具体研发不进行干预。这使得德国政府既可以在可技政策上发挥导向,也可以刺激科学技术向产业链延伸。


平台性创新企业战略价值凸显


比之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中国近些年在科技研发上投入很大。2014年,中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2013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09%。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同属第一梯队。


不过,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转轨过程中,虽然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化发展,但科研、教育体制明显滞后于经济改革,这使得过去在计划经济中国家对科技创新的绝对主导模式与市场经济下科技产业化、市场化的趋势明显相悖。


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的科技成果与企业的市场交易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技术成果转化率、市场化率极低。再加上创新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中国与欧美、日韩在科技竞争力的最大差距便体现在企业无法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主体地位。


这不仅使得中国企业长期在国际市场中因为核心技术的缺乏竞争力,更重要的是,科技创新的要素缺失成为经济活动陷入整体上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为如今产业层级低、产能过剩等困疾种下苦果。


积极的因素是,过去二十年中,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实力雄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这些企业从技术购买到海外投资、并购,不仅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大,同时也间接承担起国家自主科技创新的历史使命。


梳理中国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价值模式,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以中航工业、“两车”、以及华为、比亚迪为代表的大型工业、电子信息、互联网等行业企业基于其市场业务不仅拥有独立的研发部门并投入相当比例的研发经费,同时通过与科研机构、高校合作,掌握较庞大的科研资源,实现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


可以说,超大型企业对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具有一定带动作用。不过,仅靠巨头企业的自主研发显然无法支撑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事实上,无论在美国、欧盟还是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中,企业依靠创新提高生产率和服务效能,依托创新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市场,形成全民创新的良性循环。


而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在经历了过去十年左右的模仿之后,创新的动力性虽然业已显现,但面对的创新环境却十分恶劣。这是因为,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具有高风险和高门槛的特点。高风险体现在创新的成功率以及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率较低,高门槛表现为对资本、人才有较高的要求。在中国,投融资难度大、投资风险高、创新成果与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透明度和产权保护体系的不完善,对于大多数尚处在成长期的企业而言,即使看到了创新带来的高回报前景,却基于以上原因无法落子。


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欲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不仅需要创新制度的完善,更需要通过市场的手段帮扶、孵化企业完成创新的最后一公里。


因此,对于当前中国而言,基于市场导向的创新平台的搭建便显得更为迫切。比如,以中关村发展集团、华夏幸福为代表的平台型创新企业通过整合国际国内科技、金融、土地和其他市场要素,建立孵化器,帮助企业解决在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遇到的困境,这种模式建立在市场逻辑之下,往往可以起到平台与企业双赢的作用。



以华夏幸福为例,其整合清华大学、航空航天、电子商务等不同领域的顶尖机构,共同构建产业联盟,利用各自优势共建产业生态圈,共同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在海内外建立孵化器,培育和孵化高技术产业,并通过资本干预等方式,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十余年间,华夏幸福助力固安从河北的贫困县很快发展成为具备创新能力和产业支撑的产业新城。


在创新已成为国家共识的背景下,以市场为主体和主导逻辑的创新模式已被其他发达经济体证明行之有效。对于今天的中国,在政府创新职能尚未完成转轨的情况下,市场将发挥更大的力量。尤其对于平台型创新企业,随着中国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创新诉求的日趋高涨,其价值将在中国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中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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